《梦游的大地》,[莫] 米亚·科托,金心艺译,南方家园出书社2018年8月出书,336页,新台币380元

“在谁人地方,战争杀死了门路。只有鬣狗们拖着身子行走,在灰土与灰尘中张耸着鼻子。前所未见的悲痛掺杂在门路的情景之中,像一团团颜料黏在人的嘴里。那是肮脏的颜色,脏得失去所有的轻盈,像鸟儿忘记了展翅飞向蓝天的勇气。这里,天空遥不能及。在世的人早已习惯土地,并忍气吞声地学习殒命。”

正是在这繁重颓败、生气索然的大地景致中,老人图阿伊与男孩穆易丁嘎的身影蹒跚地浮现在一条孤零零的公路上,而《梦游的大地》(Terra Sonambula)中那些即将在陆地与海洋、村子与浮船、梦乡与现实之间相互缠绕的、混沌却饱含启示之意的旅程也就此迈出了它们的措施。

《梦游的大地》是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Mia Couto)所作的长篇寓言小说,其靠山设立于莫桑比克内战时代,彼时战火纷纭,且适逢饥荒肆虐,民不聊生,数百万人失去家园而成为不得不踏上亡命之途的灾黎。小说讲述了老人图阿伊与男孩穆易丁嘎的灾黎之旅,在旅程中他们有时捡拾了几本条记本,条记本的主人名叫金祖。穆易丁嘎对这些条记产生了兴趣,并在阅读时寻回了关于自我身世的影象碎片。随着穆易丁嘎和图阿伊的旅程的继续,他们对金祖条记本中所陈的故事便愈加领会与依赖,同时在数次奇异冒险的履历后,并非亲缘的二人情绪逐渐加深,但最终仍不得不配合面临殒命携来的一定的伶仃与星散。

除了对老人与男孩的旅途睁开形貌,小说亦着墨于金祖条记本的内容。这些内容围绕“我”,亦即金祖的旅行故事睁开,体量则更为重大厚实,跨越了水与陆、梦与真的界线,展现了莫桑比克极致奇幻,却又写实彻底的地理、文化及历史景致。毫无疑问,在《梦游的大地》中,米亚·科托所贯彻的誊写是一种隐晦的寓言誊写,透过故事梦乡般的奇幻外壳,将意义与指涉的锚扎于现实的土壤当中,正如非洲葡语文学研究者安娜·玛法尔达·莱特(Ana Mafalda Leite)在前言中所总结的,“所有事宜都具有神话的美妙及真实性。死人能语言,大自然的景物一直转变,梦乡与现实一直混淆。小说借由魔幻现实主义,追寻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协调,或者说,是追求前殖民、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协调,并质疑传统与当下之间的文化冲突。”

梦游的叙事之旅

小说以两段划分于差别时空行进的旅程为叙事之踪迹,情节的生长则追随金祖的游记及老小的彳亍而推进着,显然,旅程的全貌并不在作者一个完整的托出动作中泛起,而是与莫桑比克内战事态靠山的动荡节奏一致,流动地穿梭于众多支离破碎却密不能分的故事群间,在叙事双线的结构中徐缓睁开。

这种叙事结构差别于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因此其意图也并非通过空间或人物视觉的跳跃以填补故事的面目五官,从而到达小说现实的整体性与唯一性;恰恰相反,米亚·科托所塑造的叙事结构旨在通过双份文本的碰撞与并行,在泛起一种现实的同时缔造出另一时空的现实;二者看似距离迢远,实则随着全书内容的推进,它们当中各自发生的事宜最先获得相近的涵义,人物的情绪最先弥同、混淆;最终,双线相遇,以文本的飞散及殒命的呼唤终结。

这种叙事结构的递进与游弋亦可在小说名字及作者对它的注释中找寻到对应的影子:无论人的亡命或旅途去往那边,大地并不是静止在其脚下,它从未住手它的梦游;这场梦游更迭景物,置换时间,并终将使这片千疮百孔的陆地上的人们运气相连。在他们面容相对的那刻,这场痛苦旅途的意义亦行将消逝:“这条路的终点,若是不是盲目所致的醉梦一场,又会是什么呢?”金祖在条记本的末章感伤道。

云云,《梦游的大地》正是镶嵌在这般游散而控制的行文中,依托于米亚·科托颇具个性的诗化语言——它在自然因子与非洲神话传统间孜孜不倦、鲜活动人地吐露、幻化并织造着,替文中的多重故事披上悲痛、绝望、暴戾的面纱,令它们保持神秘而难明的样态,实则暗喻出数段现实的寓言——在人物源源一直的叙述、言说、见告与倾吐中,刻画出后殖民内战时期的莫桑比克人民生涯的魔难、贫瘠与破灭,以及在这片大地上自殖民时期起烙印下的从未褪去的时间与影象的伤痕。

出走、门路、大陆与海洋

在《梦游的大地》中,“出走”充当了旅程的起点以及串联各故事的主线之一。占卜师在金祖行将脱离时说,“人有两种启程的方式:脱离或者发狂”。在小说里,大部分人物无一不选择了脱离,被迫地脱离,或是对脱离怀有发狂的憧憬。每小我私家出走的意图各不相同:老人图阿伊与男孩穆易丁嘎的出走之旅是缘于战火的伸张及对身世的找寻;金祖的出走之旅早先是为了加入北方纳帕拉玛战士,以平息战火,尔后则是为了找到法丽达的儿子贾斯帕尔;法丽达数次出走的缘由则跨越神的诅咒、遭受遗弃、被养父强横以及脱离一切寻找伶仃生涯之地。出走成为了莫桑比克内战中灾黎生涯的重要内容,他们实验逃避生涯的魔难与贫瘠,将自己曳离历史与当下协力制造的无休无止的梦魇,然而其运气的无望在整本书中始终隐约若揭。直到最后一章,在金祖的梦乡中,出走之意义的一定破灭由巫师宣告,像一片终于燃起的绝望的启示火焰:“再也别去找你们的家人,他们背井离乡追求和平,就算你们找到了,他们也认不出你们。你们已经酿成野兽,没有家,没有民族。由于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让你们脱离祖国,而是为了让祖国脱离你们。”

为了让人民的亡命运气与国家的崩裂运气之关系泛起出一种超自然的宿命性,米亚·科托将自然中的门路、大地及海洋作为誊写的重点,传递出一种二元对立的信号:在战争中,门路和大地与它们所承载的人的亡命皆受魔难,运气与共;而海洋作为难以侵略的领域,提供了永恒平静的避难所,它时刻敞开宽阔的臂膀,同时散发着殒命及伶仃的气息,并不是任何大地的子民都可在其中栖居。

实际上,对这种自然与现实的呼应,米亚·科托的寓言式形貌出没于篇章的各个角落。在小说的劈头,米亚·科托单独成段地形貌了大地上的一条公路:“现在在我们眼前延伸的这条公路不与任何一条路交织。它躺在那里,比几个世纪的时间更为漫长,并独自承受着所有的距离。”通过考察这一段的形貌,我们会发现这条门路或许并不是一条通俗的门路:它没有与其他门路相接,孑然一身,业已荒弃;它横陈于几个世纪的荒原中,既未被摧毁,亦未被占领;这条门路并不是现实之路,而更像是一条融入疮痍大地已久、远僻的公路遗体,正如作者在开篇所宣告的那样,“在谁人地方,战争杀死了门路”。一条已死之路承载了老人图阿伊与男孩穆易丁嘎的旅程,出走在此已被表示为不能能。门路与大地成为一体,逐渐地,门路与大地的面容相近。

正由于“在世的人早已习惯土地,并忍气吞声地学习殒命”,书中人物的运气,无论亡命,抑或生计,只要仍停留在门路或大地之上,都已注定为无尽的灾祸。在金祖的条记本中,亦有数则寓言段落一直折射出象征这种大地与灾祸之关联的预警式的光泽。内战发作后,金祖的家庭与所在的乡村履历了数番离奇的跌宕,在亡命与殒命的偏向中,每一小我私家都在消极地做出决议:降生于自力日的弟弟小六月于鸡棚失踪;父亲像一只蜷缩的酒袋般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日渐消瘦,显现出谵妄的迹象,而她的影子却愈长愈大,覆盖住整片大地;金祖唯一的友人印度商贩苏连德拉的店肆莫名遭遇纵火,不得不脱离此地去往其他客乡……在这一桩接一桩的事宜发生后,金祖亦决议脱离,他认定这些事宜和它们所带来的迷惘来源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他的启程是为了寻找并加入来自北方的纳帕拉玛战士,暂停战争,终止大地上这一切的躁乱与悲痛。然而正如末篇中两种现实的运气交叠于统一条殒命公路上,米亚·科托的消极结语在这些步履一直却一无所获的出走中清晰浮现:战争终结以前,人们在大地上的匍匐找寻与落难终究是无果的,由于“在那里,战争的屠夫宣称土地是他们的王国”。

在金祖踏上法丽达栖息的那艘罹难海船之前,海洋对他来说,是占卜师口中的生涯禁地——“人是不能栖身在海上的,能栖身在海上的只有海洋自己”,以及与父亲的幽魂幻象相伴的水上航道。金祖惊诧地发现海洋之于法丽达的优待,“这简直是运气送给自己的礼物。首先,在陆地上她已无容身之处;其次,自从第一波渔民走了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登上这艘船。这片沙洲四周连续掀起巨浪,像货船的守卫者,让它与世隔绝。对法丽达来说,留在那里就像在守候另一小我私家生”。海船是饱经创伤的法丽达的容身之处,然而对金祖来说却并不是,他的思忖始终没有脱离大地:“我们都被两个天下分裂成两半。回忆里栖身着我们乡村的幽灵。它们用本土语言和我们语言。现在我们却只会用葡萄牙语做梦。而我们未来的设计中,不再有任何乡村。都是教会的错,阿丰索牧师的错,维吉尼亚的错,苏连德拉的错,尤其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都想脱离。她想去一个新天下,而我想上岸过另一种生涯。法丽达想脱离非洲,而我想在非洲内部找到另一块大陆。但我们之间也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我没有她仍然保留的气力。我永远无法将自己抽离,转身而去。我得了鲸鱼病,就是那条在沙滩上殒命的鲸鱼,它的眼光直直投向大海。”

金祖的内心独白暴露了一个曾辗转生涯于西方宗教文明的指领与非洲传统文化的空气之间的青年对自我、故土及现下文明的忧虑思索。借由此番简练而深刻的心声,米亚·科托传递出他自身对后殖民时期莫桑比克现实的思索:对殖民者曾布设并已经扎根的语言、文化及宗教的摒弃之意,它们令非洲本土的传统在人心中逐渐销声匿迹;对后殖民时期,尤其是内战时代的莫桑比克生涯的厌倦;对新生涯启航的憧憬及对在昔日自我中停留的无能为力。米亚·科托在前文曾仔细地说明晰此处的“鲸鱼病”,用以指代弥留的国家,同时取笑在莫桑比克的存亡之际,仍有许多无动于衷、自私自利的子民朋分着它僵冷的遗体:“直到有一次,其中一条庞然大物被冲上沙滩。它躺在那儿,濒临殒命,艰难地喘息,好像要将天下从自己的肋骨中拉出去,因窒息而感应极端痛苦。人们向它奔去,却是要取它身上的肉,一公斤一公斤地往下剥。它都还没气绝呢,骨头就在太阳底下泛着光。现在,我看自己的国家,就像看到这样一条巨鲸,在沙滩上狗急跳墙。”这重大的直喻使米亚·科托小说中的寓言气氛更为凝重,并将其语言气概中的特质显露出来。这种语言特质不是留于表层的修辞缀述,而是米亚·科托力争显示后殖民时期莫桑比克的现实之庞大性的结晶体现,其基本是组织起寓言式的誊写以营造时空混沌的叙事。当拨开这些诗歌化、口语化的云雾,读者手中所握的将是无法更为赤裸的现实之躯。

回到法丽达的船上,清晰可见的是:远离陆地的海洋简直成为了远离现实的代指。然而这种距离修改不了运气的悲剧,陆地上的人最终照样上岸了法丽达的海船。大海无言,却是这携带玷污气息的僭越——将陆地的争斗与战争的气息带上了船——令法丽达选择了投向殒命的灯塔之火。至此,海洋、陆地或是门路,这些自然之物与现实配合修建的寓言式牵连随着法丽达的自杀而消亡,现实终于回归了它原本孤寂而绝望的神志:亡命的人将依旧亡命,寻找的人亦只能无限求索。当玛提马帝的行政秘书阿萨内将法丽达的死见告金祖,并想要劝说金祖住手找寻法丽达的儿子贾斯帕尔时,他说道:“陆地云云宽阔,而战争比它还要重大。”

若是说在对生与死及陆与海之间关系的寓言化上,米亚·科托的勾勒大致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消极主义空气,那么对老人图阿伊殒命的形貌笔触则浸透着终结的安宁,伴随着亘久的孤寂。殒命与浪潮的相依变得温暖,周遭无人,留存男孩的诵读声。现在终于迎来平静,生涯好像从殒命的初端重新启程,彼岸则是无垠的大海,骚动的战乱之地永远无法抵达:“海浪逐渐漫过沙丘,围绕小船。男孩的声音被回荡曲折的波涛声掩饰,险些轻不能闻。图阿伊躺在船上,看着海水上涨。现在,小船摇晃起来。逐渐地,她像一个温存中的女人,变得加倍轻盈,脱离大海的怀抱,自由地向远方航行。于是,图阿伊的旅程最先了,他要前往一片充满无限幻象的大海。浪花里写满无数的故事,将全天下的孩子哄入梦乡。”

后殖民视野内的传统、当下及政治的寓言化

若是说门路、大地及海洋是米亚·科托为莫桑比克内战的凄惨现实所作的全景式寓言,那么穆易丁嘎与金祖各自旅程中所遭遇的每个故事就是对此幅寓言全景的细微勘探。米亚·科托将内战时代人民所面临的凄凉、非洲古老神话传统的延续以及于后殖民自力时期莫桑比克的风吹雨摇的懦弱之态糅杂在这些勘探中,同样以寓言誊写的方式,将生涯于后殖民内战当下的人的情绪——它庞大万变,依人在社会的差别位置而定,既包罗对土地的依恋,亦包罗向死的刻意,同时也不乏庸俗投契的心理作祟——逐一铺陈于这些自力的旅程碎片中。

在这些故事中,非洲传统之魂与莫桑比克内战现实一直交织,犹如从始至终游荡于金祖条记本内的幽灵“西伯古”,它是非洲部族文化的象征,以幽灵的面目泛起并追随着人物的旅程。这表示了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和国家的自力,非洲神话传统文化并未重振,相反,它在内战的轰鸣中式微、消灭,只余萦绕于大地及梦乡中的一片阴影。在《斯克勒托的训诫》一章中,斯克勒托作为村子里唯一留守的老人,他笃信将人播种在土地中或是将名字刻画在树皮上就能拯救乡村,繁衍后裔。当他看到穆易丁嘎将自己的名字刻于树干后,他把手指伸入耳朵,越插越深,直到鲜血涌出,最后瘫缩为一粒种子。在这里,古老的魔幻与老人心愿的写实并置,在奇幻的故事死后,是一片空无人烟的现实。这现实正是内战的伸张所致。村子瓦解,人民流散,无论是地理照样文化上的传统通通被战火撕为无处找寻的碎片。老人的坚守是对传统的延续,但这延续也只能成为旅程中的故事,并以寥寂的消湮了结。

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章节中寻得传统与现实互博的痕迹。在《河流的缔造者》一章中,造河者尼亚马塔卡掉臂旁人眼光,日复一日地在大地上掘洞造河。他笃然地确信,自己和父亲有着相同的运气。于是他讲述起父亲的故事,那是一个前殖民时期的爱情故事:父亲与母亲分处大河的两头,各自寥寂,直到他们发现了相互的存在。他们不约而同地乘坐自己的木筏,设计去和对方相见。但海浪过于汹涌,父亲的木筏被河水一根根拆散。就在此时,母亲的木筏抵达了,她伸出手,将父亲拉上自己的小舟。尼亚马塔卡怀揣着对这个故事的感谢,笃信河流与爱密不能分,河流会带来希望并让人与人交汇。“他指出故事的寓意:没有河流会拆散生命。相反地,它将人的运气相互缝合。他的出生就是佐证。现在,通过造河,尼亚马塔卡正在归还一段比往昔更为久远的岁月。也许,一条全新的水道将会在他的意志的打击下降生,把梦想重新带回那片不为人所爱的土地。”然而小我私家的气力与自然的使命相互冲撞,天气俄然剧变,暴雨和洪水双管齐下,将河流填补,完成了尼亚马塔卡的梦想,却也袭走了他的生命。最终,河流拆散了生命,它的奔流并不总是将爱带给岸上岑岑的人,它也是灾难决堤的化身。“一个做梦的人死了,大地悲痛得如统一个未亡人”,作者以此句为尼亚马塔卡的死划上句点。尼亚马塔卡的死是注定的,由于他梦想着是爱、希望与自然的融合,他梦想着前殖民时期自然与人的协调,而谁人时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段比往昔还要更为久远的岁月。莫桑比克的大地在履历殖民的挞伐后,马一直蹄地迎来了内战的蹂躏,距离前殖民时代的平静已太久太远。在尼亚马塔卡的故事中,我们只能悲痛地旁观现实的残酷:混沌年月,一切关于传统或已往的梦乡终将亦只能成为一场痴语或徒劳。

而在《年迈的亵渎者》这个故事里,米亚·科托描绘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穆易丁嘎无意中突入了一群赤裸而神秘的老女人们的宗教仪式中,这些女人们怒不能遏,上前将男孩强横了。米亚·科托在此处的誊写犹如加速的鼓点,贴合了这场非洲传统仪式的神秘莫测、情绪高涨的空气,将男孩穆易丁嘎的不谙之情丢入女人们疾速的动作中,使得这场意想不到的亵渎仪式显现出非洲传统中某些莽然暴烈的特质:“现在,她们赤身裸体,在穆易丁嘎周围癫狂地舞蹈。老太婆的欲望一直高涨,她最先拉扯男孩的私密部位,紧紧地搂着他,好像要攫走他的灵魂。穆易丁嘎基本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他被果然强横了。第一个女人奸污他,知足自己的欲望。随后,其他的女人也拥上来,身体、肥肉、腿,一直在他身上聚积。”这场毫无预防的亵渎竣事后,穆易丁嘎回到了图阿伊的身边。图阿伊露出了习以为常的笑容,他点出这场传统仪式的隐秘:这是一场驱赶蝗虫的当地传统仪式。女人们对穆易丁嘎的亵渎,恰恰是由于他的突入亵渎了神圣的仪式。

再一次地,我们遇见了当下与传统的相交。莫桑比克内战时代的蝗灾带来连续的饥荒,使得本已面目一新的人民生涯雪上加霜。许多村子中的老人们,就像斯克勒托和这些年迈女人一样,依循着古老传统的思索与行为轨迹,奋力抵挡着这些自然与人为的灾难。然而正如全书消极的基调所预设的那样,老人们以传统为武器举行的抵制在现实眼前显得懦弱无力。仪式中止,经年累月的蝗灾还将伸张。这些故事的绝望了局无疑是米亚·科托对传统的反思及对内战的变相控诉:曾经的殖民战争将非洲大地的传统抹灭,现在的内战则令这片大地加倍无物可依,悲鸣遍野。大地的梦游似乎是它接纳的自卫措施,它一直地在梦中出走,与生涯在它其中的人民一样平常,一直游走以寻找安宁。在小说的末尾,米亚·科托借金祖梦中的巫师之口——即传统之口——道出了竣事这无望梦游的唯一出路:“一切都市成真,只要能甩掉这个把我们酿成动物的时代……是战争将我们酿成它。”

除却对非洲传统及已往的思索,米亚·科托亦以广漠的篇幅谈及进入后殖民时代后,莫桑比克国家内部的无序,以及内战所揭破的各路投契分子的邪恶嘴脸。在《重回玛提马帝》一章中,米亚·科托以金祖的视野为寻探的放大镜,深入对玛提马帝的社会及政治状态的考察中,并将这种考察浓缩为政治寓言,不加遮掩地让读者触摸到以玛提马帝为缩影的整个莫桑比克在后殖民自力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因被迫替大放厥词、不做实事的行政长官当替罪羊的秘书阿萨内曾锒铛入狱,遭受毒打而失去双腿,然而,当金祖返回玛提马帝后,他发现阿萨内已经与将他致残的那伙人同流合污,苟且偷生。金祖的考察道清了许多如阿萨内一样平常为虎作伥者在战局杂乱与社会动荡眼前的态度:“让阿萨内烦恼的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他们不能继续获得利益。已往,显贵总是分一杯羹给小人物。现在,有权有势的人只会对别人的痛苦置若罔闻。”殖民竣事后的国家自力并未使得莫桑比克迅速确立以现代化为基础的优越有序的民主社会,恰恰相反,由于内战的连续,非洲传统的地域主义及部族主义回归了统治,社会裙带关系占有优势,道德秩序崩塌,利益至上成为统治阶级及其喽啰的生计之道,人民的魔难由此更为深重。这就是弗朗兹·法农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所忠告的:在以民族主义为旗而取胜的反殖民解放战争后,前殖民地的自力将面临数种伟大的风险,其中包罗以拥护地方利益,尤其是地方统治者利益为主的沃洛夫部落主义的回归。正因云云,当金祖说这场战争将没有终点时,阿萨内满不在乎的一句话点破了时势的状态,它令人难以忖度、杂乱至极:“这基本不是战争,这一切都还没有名字。”

而前殖民者、葡萄牙人罗芒·平托的死而复生,则是米亚·科托借魔幻的外衣誊写的另一则政治寓言。罗伯特·C. J. 扬在《后殖民主义与天下款式》中归纳综合道,“自力!然而,自力在许多方面代表的仅仅是一个劈头,仅仅是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的细小的一步,是一种从殖民统治和统领到非完全自力的转变。”小说中葡萄牙人罗芒·平托由于受到非洲传统神话的诅咒而死,然而却在十年后复生——仅仅是这一情节就已经充满后殖民隐喻色彩。罗芒·平托复生后,遇见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埃斯特旺,并挑拨他与自己互助,从而间接掌控整个玛提马帝的社会事务。罗芒·平托的设计是周密的,他决意行使正在熊熊燃烧的种族愤恨之火,辅助埃斯特旺获得民心,以更好地朋分政治利益:“他们商定出几项需要的政策:埃斯特纳·若纳斯应该执行一条具侮辱性和攻击性的措施。他应该在种族问题上添把火,宣称特权属于多数人的族群。”殖民化的尸骨未寒以及它的野心未泯,在这场勾当中显而易见。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米亚·科托的政治提喻是寓言式的,而其对现实的袒露又具有写实性;小说正是以麋集的寓言写实主义词句揭破了后殖民时期中非洲新兴自力国家内部的政治操控,以及莫桑比克内战时代社会秩序的颠乱。在政治寓言浓度到达巅峰的《重返玛提马帝》此章的末尾,米亚·科托形貌了一具遗体。这具遗体横陈在门路中央,好像甜睡中的人。这种生与死交织的幻象令小说充满群体殒命、秩序崩塌及疯狂当道的意味,同时,莫桑比克社会政治寓言化的缩影也定格于此:“他象征乡村转变后的形象:一个伟大的太平间。中午,一队士兵前来移走遗体。他们拉着他的脚,沿街拖行。对于一个无名无姓的可怜人来说,那是一场恰如其分的葬礼:身体一起扬起沙尘,苍蝇嗡嗡乱叫,犹如卑微之人雇佣的哭丧妇。”

非洲葡语文学研究者伊诺森西娅·玛塔(Inocência Mata)曾在题为《非洲葡语文学中的后殖民》一文中对米亚·科托的《梦游的大地》全书内容作出精悍的剖析:“意图透过对象征、寓言及异常的建构以修复现实的意义。”米亚·科托的寓言誊写并不全然以诗化语言为风向标:诗化或神话化的语词是其对后殖民时代中林林总总的莫桑比克之情状的语义学体现,是作者将非洲大陆的另一种现实文学化的最佳路径。究其基本,《梦游的大地》是一本流动的寓言体小说,它在各种时空介质中行进,厥后殖民性的广漠与繁复在每一句灵动的箴言、每一场叹气般的梦乡中闪现,却又在下一瞬间融进旅程中人物的脚印里。换言之,在阅读此书时,读者应该注意每一个故事的重量与它的涵义。当我们捉住了其中的某块吉光片羽时,应该剥去它千奇百怪的外衣,品味其中包裹的寓言之核,它的苦涩属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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